1935年6月，红军在懋功会师后，军营里弥漫着胜利的气氛，然而，随之而来的却是激烈的争议和纷争。
6月26日，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，博古和张国焘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，话题是：这支10万人的大军应该继续向南发展，还是向北推进。争论的焦点在于战略方向和军事部署。张国焘坚持认为应该南下，而博古则强烈反对，嘲讽张国焘：“你就像是麻雀飞进了阴沟里，能进却不能出，最后只能死路一条。”博古的言辞虽然尖锐，却也不无道理。川康地区地形复杂且人烟稀少，深山老林中粮草匮乏，战略纵深不足，一旦进入此地，若蒋介石在关键隘口驻兵，红军就很难再撤出来。
然而，博古的挖苦显然没有顾及到张国焘的面子，这种方式显得过于尖锐，显得有些过头。回忆这段往事的杨尚昆曾提到，当张国焘听到这些话时，“一下就跳起来”，激烈反驳道：“你说我像麻雀，那你博古懂什么？你们中央失去了那么大的根据地，你们打了败仗，难道该让李德负责吗？他是外国人，你们应该对失败负责！”
张国焘不仅指责博古，还把矛头指向了其他中央领导人，导致会议一度陷入僵局。幸好在中央的耐心调解下，张国焘最终勉强同意了北上计划。
展开剩余77%对于张国焘，杨尚昆在其回忆录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：“他是个城府深沉的人，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，讲话总是慢条斯理的，时不时带着些许含糊，表面上看似不动声色，实际上却内心计较，偶尔表现出粗暴与跋扈。”这也说明了他在两河口会议上的表现并非偶然。尽管当时他表面上作出了让步，但这并不代表他内心真正认同这一方案，而是出于形势所迫。会议一结束，张国焘就回到驻地，立刻表现出自己的真实态度。
在会议上，中央已经决定了攻打松潘的战略部署，然而张国焘却选择按兵不动，拒绝执行命令。他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会议上公开批评周恩来和朱德，甚至否定了遵义会议的决策，声称自己没有参加过该会议，因此这些决定对他不具有约束力。
张国焘深知此时的他需要耐心，等待合适的时机。在两河口会议的第二天，他便邀请了聂荣臻和彭德怀来吃饭。当时，彭德怀是红三军团的军团长，聂荣臻则是红一军团的政委，张国焘的意图十分明显——他试图拉拢彭德怀，尤其是彭老总在会理会议上遭遇误解后，张国焘显然看中了这个机会。
张国焘请彭德怀吃饭时，明确表示要给红三军团补充兵力，还特别安排秘书送上大宗物资，包括几斤牛肉干和大米，并且以200多块大洋“帮助”红三军团解决困难。然而，彭德怀当场拒绝了他，坚决表示：“我的困难是部队的困难，这些钱我不能收。” 彭老总的反应让张国焘非常尴尬。
无奈之下，张国焘又开始着手拉拢杨尚昆。张国焘知道自己和杨尚昆曾在莫斯科一起学习过，也在上海的全国总工会工作过，因此他们之间有着比较深的私人关系。张国焘找到杨尚昆时，开口便说：“老杨，你现在转行抓枪杆子了，真辛苦了。” 杨尚昆对他这种客套话感到不耐烦，只是礼貌地应付他而已。
在拉拢他人的同时，张国焘也没有放松对权力的追求。尽管毛主席曾在芦花会议上提议让他负责党的工作，但张国焘当时表示拒绝。不过，他的真正目标并不是党务，而是掌握军权。于是，中央决定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，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军队。
然而，张国焘并没有满足于此，他一上任就开始掌控各军团的通信，收缴了所有的电报密码本，切断了四方面军与中央的联系。同时，他公开批评博古，指责遵义会议没有彻底批判博古，并要求撤销博古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，否则他将退出政治局。
张国焘的种种行为让中央领导感到愤怒，杨尚昆回忆道，毛主席曾批评他说：“张国焘当时找个借口躲在四方面军后勤部，根本不参加会议。实际上，他就是在逃避会议，想让中央没有办法作决策。” 他利用自己在政治局的地位，逃避重要的政治决策，只等着局势有利时再行动。
随着张国焘的野心逐渐暴露，他的行为也愈加公然。他拒绝执行松潘战役计划，导致战役计划的流产。随后，中央又计划了夏洮战役，但他依然不肯执行。最终，9月8日，张国焘发出了著名的“密电”，要求陈昌浩和徐向前立刻带领右路军南下。次日，得知这一消息的中央领导迅速带领1、3军团连夜北上，在徐向前的努力下，避免了“红军打红军”的危险局面。
9月12日，中央到达甘肃俄界，并召开了政治局会议。面对张国焘的危险行为，杨尚昆和叶剑英等人提出开除张国焘的党籍。然而，毛主席认为：“如果直接开除他的党籍，可能就彻底断了与四方面军的联系，而目前他手中依旧掌握着军队，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出来。”因此，毛主席主张将批判局限于高层，不公开传达给师一级干部。
尽管张国焘在自己控制的范围内散布谣言和污蔑，但历史的进程并未因此而改变。正如毛主席临别时对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所说：“一年以后，你们一定会跟着我们走这条路。” 一年后，张国焘在四川的困境愈发严重，最终不得不接受现实，率领四方面军北上。
这场争斗并未改变红军的最终命运，然而它为党内外揭开了张国焘内心的野心和策略，也为历史留下了深刻的一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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